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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30章 大其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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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要让朝廷下弃保漕运的决心和让朝廷放弃运河,完全是两回事。京杭运河的功能,不仅是保漕粮运输,它还有一个作用不容忽视——将南北两京的空间距离拉的很短。

    运河全部无法通航的时候,商贾行人在两地陆路通行时间从原先的十天一下子能拉长到一个月——这般低效绝对影响朝廷对整个江南这一赋税重地的治理,也影响南北的商品流通。

    因此,潘季驯所谓弃保漕运,仅仅是说弃保漕粮运输。也就是说如果不用运河来运漕粮,那么就不必让三千里运河随时保持贯通状态——会极大的减少黄河的治理难度。

    最初,为了满足朱翊钧保漕运、保祖陵、保民生的“三保”要求,潘季驯的第一版治河报告中,向朝廷提出的治河之法受限很大,他既不敢加高家堰大坝蓄水攻沙,又不敢扩大微山湖影响民生保运,因此所做的工作全数是小打小闹,修修补补,和朱衡的手段差不多。

    即使朱翊钧这个半外行看来,这一版方案也无法解决黄、淮密集泛滥的问题。

    万历时期的黄河,已经固定在新郑——徐州——淮安一线数百年,直到清末才在河南铜瓦厢再次决口北归,结束了黄淮合流的历史。

    永乐十八年,成祖迁都北京,京杭大运河成为了命脉。而大运河中徐州到清口的长达五百里的运道,必须得到黄河水的接济才能保持畅通。

    而黄河在两淮和鲁西南地区的横冲直撞,分流众多,严重影响漕运。

    于是,这段时间明代朝廷的治水思路是“南堵北疏,抑河南行,以保漕运”,利用长堤约束,把淮河及其支流作为黄河洪水的下游通道。弘治帝和嘉靖帝分别修建金堤和南堤,就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。

    这样思路和做法,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将黄河的泥沙淤积到淮河下游,导致原来深广的淮河被淤积成地上河,淮河水系遭受了巨大破坏。而争不过黄河的淮河,又另辟蹊径,冲入长江,导致长江下游水流增大,给苏松地区也带来了巨大的防洪压力。

    可笑的是,朝廷只要保住漕运,两淮地区生民之苦,根本不在明代朝廷的考虑范围内。永乐十四年,黄河在开封决口,泛滥十四州县,由涡河入淮。因未危及运道,当时朝廷居然听之任之,让黄河漫流四十余年,听之任之。

    其后的正统、景泰、弘治、嘉靖年间,黄、淮河数次超级大水灾,朝廷的思路一直不变,仍以保运道为主,将黄淮大地的生民置之不理。

    当时的豫东南、皖西北一带,简直成了水乡泽国,凤阳、泗州、淮安等地,长受灾患,朝廷漠视灾民流转哀号而不救。

    后世广为流传的一段凤阳花鼓道出了明廷给生民带来的锥心苦楚:“说凤阳,道凤阳,凤阳本是个好地方,自从出了朱皇帝,十年倒有九年荒。大户人家卖骡马,小户人家卖儿郎......”

    这段歌词即为明人所写,第一句的原文为:“家住庐州并凤阳......”,后世的邓丽君还根据这首民歌创作了流行歌曲《凤阳花鼓》。

    ......

    随着潘季驯调研的深入,以及朱翊钧弃保漕运政策在脑海中逐渐成型,潘季驯在摒弃了“南堵北疏”治河思路的基础上,完整提出了后世让其得享大名的方案:加高加宽高家堰,积蓄洪泽湖水,利用洪泽湖水实施“束水攻沙”工程,刷深黄河淤积的水道,增大下游流量,从而减少两河泛滥。

    这一治河思路,原时空一直被贯彻的满清末年。但在明代,有一个死结难以解开——高家堰加高,洪泽湖扩大加深,黄、淮河汛期到来时,会威胁到祖陵安全。因此,“束水攻沙”一直到明代灭亡,也始终是一个半吊子工程,黄淮河的泛滥还是多发。

    朱翊钧和张居正等阁臣反复商讨,又请示了陈、李两位太后,到最后也下不了动迁祖陵的决心。——现在真要这么干,政治阻力太大了,说动摇国本都不为过。

    但不迁祖陵,“束水攻沙”的效果就大打折扣,大明朝始终就要在这两条河流的威胁下苟延残喘,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救灾补漏的恶性循环之中——这又是朱翊钧所不能容忍的。

    而且,因为本时空潘季驯调研的比较深入,在第二版报告中,还提出了“束水攻沙”这一策略的短板。由于“黄淮合流”这一根源问题没有解决,且“黄强淮弱,黄高淮低”这一因素的作用,当汛期之时,淮河水道并不能全部容纳下泄的洪水,会导致回水倒灌洪泽湖,将洪泽湖的清水口淤塞。

    长此以往,一方面影响“束水攻沙”的效果,另一方面水流变缓后,徐州以下还会形成悬河。

    潘季驯在第二个方案被皇帝否定之后,终于再次大其心,这次终于大的没边了——他居然想用一连串堤坝工程和开挖新河,单独恢复黄河、淮河的入海通道!

    具体思路是,先把黄河进入洪泽湖和原淮河的入水通道都截流,利用一连串的堤坝和旧河道,迫使黄河北上入海。然后以洪泽湖为枢纽,将淮河水放入旧河道,并截断淮河和长江的联系。

    这一宏伟工程,将利用新开的加上以前的,共两条河道交替使用,来彻底解决黄河的淤积问题。施工方案如下:

    首先开通新河道,将夺淮的黄河引开北上。同时将高家堰加高、加宽,蓄积淮水,再从洪泽湖西南部出湖,利用黄河的旧河道入海,将旧河道刷出来。

    当旧河道刷出来一部分后,截断淮河进入长江的通道,将淮河水全部引入洪泽湖,扩宽洪泽湖西南清水口,加大刷河力度。

    当黄河新河道二三十年后逐渐淤积时,将关闭黄河河闸,新修堤坝,将黄河导入洪泽湖,引入已经冲刷完成的淮河(老黄河)之中;同时再打开洪泽湖东北部大水闸或直接破开堤坝,用新修的堤坝将进入洪泽湖的淮水导入“新黄河”中,冲刷已经淤积的新黄河。

    如此交替利用两条河道,一清一浊反复,一方面解决了黄淮河合流后,汛期洪水倒灌,洪泽湖清口的淤积问题;另一方面,交替使用两条河道,使黄河淤积这一千古难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。最后,因为洪泽湖有了两条出水口,将大大缓解祖陵的压力。

    这一方案唯一短板在于黄河入洪泽湖期间,将导致洪泽湖出现淤塞,枢纽失灵。但是潘季驯判断,因为淮河位置较低,当再次重新改换河道后,洪泽湖内淤积的泥沙将被冲下去大部分,不会成为大患——为了百年之计,可在洪泽湖外留下一部分土地不予开发,充当泄洪区备用;也可在旱季进行洪泽湖的疏浚清淤工程,扩大库容。

    这个方案若能成功,将一箭多雕,同时满足皇帝既保祖陵、又保运河,还保民生的要求。而且,利用这全国性的大工程及周边的配套水利工程,将使常年受灾的两淮和黄河流域成为粮米之乡——真正的功在千秋。

    张居正当时看了潘季驯上交的第三份报告所耗费的钱粮、工役,猛吸凉气,二话没说,直接判第三份报告死刑。但朱翊钧见之,心里大为惊喜。

    新中国建国后,治理黄、淮河采用的方式和潘季驯第三方案只有一小部分类似,最大的区别是没有彻底改变淮河仍为长江支流的状态,而且也当时黄河也改道了,因此治理两河均属于单流域治理。——黄河的淤积问题,到了新世纪其实已经不用解决,因为黄河下游基本上快断流了。

    这一方案,后续效果将非常的鼓舞人心:一方面将三河联动,一涝皆涝的水域状态打破,利用黄、淮河单独入海的方式,一次性解决黄淮河争流问题和长江下游水量过大问题。此后,黄河、长江、淮河三条主要河流的防洪和治理以后就成为单流域问题。

    第二方面,两河利用洪泽湖及周边连串湖泊作为枢纽,轮流使用“束水攻沙”治理黄河的方略,将使黄河淤积危害的问题得到有效控制。

    第三方面,两河齐出,洪泽湖蓄水压力减小,也保了明祖陵——当然,要想一劳永逸,朱翊钧打算,将来在时机成熟后还是要将祖陵迁走。

    最后,这一核心工程加上配套的相关水利设施,将改变常年受灾的黄淮地区浊浪滔天,泥沙俱下的景象,把整个淮河流域、黄河流域都变成鱼米之乡!虽不能一劳永逸,但至少将黄、淮河连年决口并影响长江下游的问题解决一大半——除了工程量大,没别的毛病。

    朱翊钧判断,这份方案虽然所动用的人力物力极其惊人,但是在此时确实有实现的可能:

    新中国治理淮河时,淮河周边已经大小城市密布,根本迁移不得,因此采用了上游建坝,下游分流的方法,主流还是注入长江。

    但在本时空的此际,一者由于黄淮河的常年泛滥,黄淮平原一直到苏北地区一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聚居城镇,大部分地区都是沼泽和田地,移民压力不是很恐怖,在承受范围之内;

    二者朝廷现在有一大笔钱,可以启动这项工程;

    三者大规模开发东北将形成一个人口压力降低的短暂窗口期,等东北开发成熟了,人口压力还会上行增大,那时候移民将更加困难。

    因此,朱翊钧在通盘考虑了潘季驯的第三方案后,觉得这次黄故道的修复,很可能是改变中华民族常年水患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!

    再说,张居正不敢想的事情,朱翊钧作为穿越者,还不敢想一想?

    万历二年年底,潘季驯结束了全国各流域的考察,到京师述职。在朱翊钧主导下,秉承着边施工边完善方案的原则,在万历三年先进行准备工程。

    因此,这第三方案一直秘而不宣,万历三年全国干的的热火朝天的,其实是第二、第三方案都要干的初期工程和农田水利基础工程。

    直到河漕改海时潘季驯被攻击时,朝廷才公布出来一部分,主要是加高、加宽高家堰工程——尚不足第三方案总工程量的十分之一。

    即便如此,也把集火潘季驯的反海运派压制到无语。

    本时空的万历三年年底,随着河漕改海在朝野上下达成共识,加上黄河在今年的再次大泛滥,终于让本时空的朝廷痛定思痛。朱翊钧先说服内阁,后又推动朝廷通过了第三方案,拟第一期即投入一千二百万两白银,并陆续追加到总金额三千万两,以二十年为期,完成全部以新黄河入海通道为核心的全流域治水工程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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